但是，你又很難說替代哪家廠商--除非它參與了棱鏡計劃等美國政府的計劃，而且，中國可以有企業進行替代。因此，在前期IBM、思科、EMC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因為，服務器、路由器、存儲方面，中國都有廠商可以替代。但是，高通和Intel，則沒有明確證據，也更難替代，只能以復雜的心態對待。
正如高通的成功，充斥著硅谷式的創業精神、猶太人精明的收購、法律與專利一體化的美國式競爭規則、與政治高度結合的美國全球霸權主義，以及，些微的運氣，你很難一言以蔽之。正是因為有硅谷式的創業精神，高通才能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后起之秀成為全球王者，把一個二戰時期就出現的CDMA軍用技術推到商業巔峰；正是因為有猶太家族的精明，才能夠在市場的夾縫里抓住機會，利用國家之間的博弈讓CDMA從邊緣走向主流；正是因為有強大的法律保障，高通才能利用收購獲取CDMA基礎專利、LTE基礎專利，為自己所用，并不斷用來壓制那些敢于冒犯的廠商；正是因為美國的霸權，美國才敢于和中、韓、日等國家開口要價，通過合法的手段讓這些國家建設CDMA網絡……你很難對它一言以蔽之。

畢竟，高通作為一家企業，自身也是是極為成功的，畢竟在芯片這個戰場，美國內部企業之間也充滿了殘酷的市場戰爭，Intel也好、TI也好、博通也好，都無法在移動芯片上與高通抗衡——所以，我們既不能縮小、也不能夸大高通對專利、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借重。
所以，調查高通的反壟斷，似乎不宜以政治維度去解讀，除非你有確證；從它的專利收費模式探討是否濫用，從TD-LTE專利進行博弈，或許是更適當和有據的邏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