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ling Silicon Valley），他們在論文中記錄了這段歷史。文中寫道了RCA是如何的不合作，拒絕與貝爾實驗室簽署合作協議；埃索（Esso）是如何不情愿與大學分享其最好的研究人員；以及默克和其他制藥企業是如何“摳門”想要保住自己的研發經費。在沒有共同需求的情況下，企業是不會愿意與競爭對手合作的。
特爾曼之后在達拉斯也進行了類似嘗試，但同樣以類似理由告吹。
1990年，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了一個建立地區性創新中心的新方法，這次是圍繞現有的研究型大學所展開。他注意到，互聯的企業和專業供應商在地緣上的集中，能夠相應的提高行業效率并帶來成本優勢。波特設想，通過將這些資源集中組合起來，那么便可以人工打造出一個地區性創新中心。
波特和大批追隨其方法的顧問向全球各國政府大力推廣這個理論。這個方法的共識一直不變：選擇一個熱門產業，在一所研究型大學旁成立一個科學園區，為入駐園區的行業相關企業提供補貼和獎勵，并設立一個風投儲備。
可惜，奇跡沒有在任何地方出現。全球數百個區域為建立自己版本的硅谷，共花費了數百億美元，而其中卻無一例成功。
波特和特爾曼沒有認清的是， 創造出硅谷的并不是學術、行業甚至美國政府對航空和電子領域軍事研發的資助，而是在于特爾曼在斯坦福就職期間，悉心培養出來的學生以及企業領導人和學校教員之間的良好關系。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安娜莉·薩克賽尼安（AnnaLee Saxenian）就真得懂得人、文化與聯系之間的重要性。她在1994年出版的《區域性優勢：硅谷的文化和競爭》（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一書中，將硅谷的成長與波士頓的128號公路進行了對比，來闡述為什么沒有任何吸取能夠復制這個發生在加州的硅谷成功故事。
薩克賽尼安指出，直到1970年代，在創業企業活動和風投投入程度方面，波士頓都遙遙領先于硅谷，因為波士頓具備一個巨大的優勢，即，其靠近美國東海岸的產業中心。但是到1980年代，硅谷的發展趨勢便和128號公路有幾分類似：大行和小型科技企業相互交錯、擁有多所世界級大學、風險投資人紛至沓來和并獲得軍方資助。而這時候，硅谷開始直追而上，將128號公路遠遠甩到了身后。
硅谷能夠得到迅速發展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文化。不斷有企業成立， 高跳槽率，及硅谷專業的網絡和便捷的信息互換等，這些都是硅谷的優勢。硅谷的企業明白，合作和競爭共同促進成功，這個想法也反映了加州特殊的支持競爭規定。硅谷的生態環境支持試驗、風險，并共享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換句話說，硅谷是一個開放系統，一個Facebook誕生前便存在的大型真實社交網絡。
當然，硅谷擁有良好的天氣環境條件也是其優勢之一。硅谷靠近山區和大海，并且擁有大量國家公園徒步路線。這些也為硅谷樂觀開放文化的行程給予了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5年至2005年期間，硅谷52.4%的工程和技術初創企業創始人出生于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這個比率是美國整體移民比率的兩倍。美國的外來移民來到硅谷，發現這里容易適應和同化，他們知道如何與當地人互動，建立自己的生活圈，與當地人一樣平等參與各項事務。如今，像谷歌(微博)這樣的企業園區儼然就是一個小型聯合國。他們的餐廳不提供熱狗，而是中餐和墨西哥菜，和印度各式咖喱。
這就是多元化，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推動創新不斷增加。外來移民讓他們了解到了全球市場，這些移民為硅谷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和知識，讓硅谷擁有了一個堅不可破的競爭優勢，讓硅谷從一個生產廣播和電腦芯片的“生產方”搖身一變成為搜索引擎、社交媒體、醫療設備和清潔能源技術的“創造者”。
不過，硅谷并不是完美無缺的。無論是公司創始人還是董事會，在硅谷，很少看到女性及少數種族的身影，如黑人和拉丁裔等。風險投資人們對能夠在短期帶來收益的初創企業情有獨鐘，社交網絡和圖片分享應用大批出現的原因也在此。而硅谷的房地產價格過高，大部分美國人都無法負擔。
所有這些因素拖累了硅谷發展的步伐，但是卻無法阻止其繼續前進。比較諷刺的是，對硅谷來說最大的挑戰或許來自曾經大力支持其發展的政府。硅谷渴求人才，但外國人工作簽證申請的難限制了硅谷的發展。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現有超過100萬名擁有短期工作許可的海外勞工在等待永久居留簽證發放。沒有獲得簽證就意味著必須離開，而留下來的人也開始灰心，然后選擇回家。
人才缺失可能會扼殺硅谷企業的生命力。確實，硅谷真正的競爭對手開始在新德里和上海出現，但是這些技術中心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因為他們終于發現了可行的創新秘訣，而將是因為硅谷泄露了自己的神奇秘方：聰明的精英人才。
(編譯：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