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冀透露，與每單十幾部iPhone的“散貨”相比，每單“大貨”的規模可以達到數百部。這讓香港本地的經銷商有了強大的定價權，并通過整個水貨產業鏈，迅速傳導至全國各地的零售市場。
“iPhone的價格是不斷波動的，加價多少并不一定。但在訂貨時，首先要付30%至50%的定金，到貨后對方按照約定價格給你。如果臨時要貨，就按當時市場價格。”他說。
為了搶占先機，大陸的許多水貨商會在iPhone發布后備足現金，第一時間奔赴香港，從各大經銷商和黃牛進貨。但為了壓低成本，一部分人打起了走私的擦邊球，而這也是整個水貨產業鏈最灰色的環節。
抓不完的“帶工”
國內規定，手機屬于20種應稅商品之一，必須向海關申報并繳稅入境，稅率為10%。如果加上這一成本，港版iPhone因匯率因素而來的價格優勢將蕩然無存。
于是，水貨商在香港購買了iPhone后，就會找到當地的“水客”，把貨帶回境內。這些人亦被稱作“帶工”，而水貨商通常會有相熟的“帶工頭”，由后者安排人手，分批次帶著iPhone通關。
深圳是“帶工”最密集的地區。劉冀認為，一方面深圳緊鄰香港，陸上口岸眾多，每天的出入境人員眾多，海關監管難度大；另一方面，周邊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充足，農閑時間較多，他們愿意往返奔波，掙一些“跑腿費”。
捎帶iPhone入關的成本并不低，“帶工頭”的收費標準是每部iPhone收取50至200元不等。而水貨商每賣一部港版iPhone，平均可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