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昆林透露，高通公司曾與張昕竹達成協議，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高通公司雇請張昕竹應對此次反壟斷調查的所有報酬是140萬美元，其中張昕竹參與編寫報告的報酬約為20萬美元。
許昆林稱，截至官方對此事展開調查時，高通公司實際已經付出88萬美元，張昕竹個人有效工作時間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從張昕竹所在的全球經濟學集團的賬單來看，高通集團已向張昕竹支付了9.3萬美元，張昕竹本人和其所在單位確認實際已經收到7.7萬美元。
解聘之初，張昕竹曾對媒體透露，自己解聘是由于為外企說話了。由于細節遲遲未能公開，小道消息滿天飛。因此也有相當多的業內人士，包括專家咨詢組內部的其它一些專家對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表達了同情。之后，張昕竹開始對媒體沉默，在給第一財經客戶端發來的短信中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體采訪，希望理解。
記者多方了解到，張昕竹是在專家組中少有的經濟學領域專家。事后，張昕竹曾對一位圈內專家表示，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但被批評為政治方面幼稚。
這位專家對記者評價說，張昕竹本人性格自信且固執，但在理論研究領域經常有獨立的見解。他一貫的主張是由于創新活動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源泉，各國在不公平定價案例的選擇以及認定上應該極為謹慎。
接受采訪的至少5位以上的業內專家們都承認，由于在明知高通公司被調查的情況下為其撰寫報告，張昕竹確實違反了“利益回避”原則，并違反了小組工作紀律。而且，如果以上金額屬實，也確實遠遠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項目報酬金額。
“600萬，太大了！我根本不敢想！是不是用他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的這個頭銜呢？這里面是不是有些問題呢？如果沒有這個（頭銜），他能不能拿到600萬？也許高通覺得不多，如果這個案子被壓下來，肯定就不止是600萬的問題了。” 國務院反壟斷法委員會咨詢專家、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評論說。
盛杰民則對比說，“我2004年接了一個外企的類似報告項目，最終按照國家項目收費，大致是5萬元人民幣。”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說，除了專業素質，高通公司更為看重的，顯然還是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名頭，而且找了多位專家撰寫報告，但僅有張昕竹接下了這個任務。
“專門標出了專家組成員，就說明這個報告是為了應對調查專門寫的，不是通常的什么‘中立的報告’”前述反壟斷委員會人士說。
多位了解專家咨詢組運作的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說，由于反壟斷案例涉及到的范圍極廣，交叉領域多，專家咨詢組成員包括21位行業內的資深專家，大致由4～5名法律專家，4～5名經濟學家，以及11名行業領域（比如IT、互聯網行業）專家組成。這些專家們通過15家部委推選，任期3年，第一任期將于今年年末到期。
專家們與執法機構之間，一般會有一個不定期的研討溝通，遇到具體案例，專家咨詢組中的部分成員可能會被咨詢。專家們獲得的，只是一個榮譽稱號，并無任何報酬。但同時出于工作紀律要求，進入專家小組以后，會被要求退出擔任企業獨董，或者在其它企業顧問的職位，僅可以接一些常規的合規咨詢項目。
當然，對于一些專家來說，獲得這個榮譽稱號，也是未來從市場上獲得更多收益的方式。
從具體執法層面來說，執法部門也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除了中國的調查，囊括了歐日韓涉及到的所有價格和非價格問題。最大的難點，還在于，該如何確定“相關市場”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這注定是個極其費時費力的過程。
在反壟斷執法機關與高通的博弈過程中，確定了相關市場，才能確定高通是否在這個市場中處于壟斷地位；而通過證明是否有壟斷高價，以及歧視性定價問題，才能確定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目前，國內這一領域中唯一能提供參考的類似案例，便是華為訴IDC的官司。在該案中，IDC涉及了不公平的高額許可費，對華為收取了比蘋果等手機廠商高數倍的許可費。該案被喻為中國標準必要專利第一案，廣東省高院成為世界范圍內首個適用FRAND原則（“Fair，reasonable，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即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直接確定許可費率的法院。雖然這個模糊的原則本身，在國際上也充滿了執行尺度和裁量權的爭議，但畢竟是可參考，有了定論的唯一案例。最初，發改委的也希望通過類似于華為訴IDC的方式，來找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突破口。但最終發現，不同于IDC, 高通收取的許可費并沒有在下游廠商間，有明顯的倍數差別。但高通采用了組合拳的手段，手法隱蔽的濫用壟斷地位的方式。
徐明妍說，相關市場界定的大小對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起決定性作用。本案中，高通就是在高端芯片技術領域有壟斷地位，但是在整個低中高端芯片市場占比并沒有那么明顯，僅有50%左右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