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家企業的許可費合同中，相關條款非常復雜，但大致包含兩大塊的內容：一次性支付給高通的許可費；每部手機需要支付的費用。
一次性付費便是交叉許可，也即高通給該企業許可的時候，該企業也要拿出它的專利給高通許可。由于每個企業實力不一樣，所具有的專利重要性不一樣，對高通的價值不一樣，所需要付給高通的許可費用也有不同。簡單說，就是A有10個專利，B有同樣重要的5個專利，那么AB之間簽署交互許可協定，B僅需付給A5個專利的使用費用。但是高通強大的原因在于，持有的所有專利是最基礎的專利，因此在談判中，有很強的話語權。
每部手機需要支付的費用，則分有大約十個價位比例檔次；按照賣出手機數量來計算收取比例，算法非常復雜。
“就像一棵很高的樹，高通擁有的專利是樹的主干和樹根。其它公司的專利都是樹枝樹葉，樹葉也許是很多，但是決不能跟和樹干比。而且越在樹的高處，越少有其它樹能與之競爭。”周照峰說。
就在截稿前，這家下游國際手機廠商也已經開始配合歐盟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
與此同時，年輕且高效的反壟斷部門的密集行動，也已經引起了包括徐明妍在內的眾多學者關注和評論。
在德國求學的《反壟斷法》博士劉旭的行動是其中最為搶眼的。他搜集了幾乎所有反壟斷領域的報道和公開資料，對專家咨詢組成員的點評、發改委的執法行為，在知乎、微博等新媒體上，做了大量分析。
劉旭對本報記者說，通過微博來探討《反壟斷法》是從2011年秋。當時他參加了國內經濟法學年會，感覺國內學術爭鳴不足，敢說話、說真話的人比較少，對實踐緊密關注不夠，對歐美競爭法誤解很多，想當然的成分不少，所以才決定通過微博來更多分享自己的思考與觀察。
他的質疑之一便是，3G標準下，高通放棄了向中國移動主推的TD-SCDMA模式手機主張專利許可費，但是如果進入4G時代后仍舊“大鍋飯”，按芯片統一定價，那么對于過去這幾年為了挺進國際市場而巨資大量收購核心專利的華為、中興，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一旦那些沒有核心技術的手機制造商拿到了更低的許可費率，他們不僅沒有興趣去投資創新，只會選擇通過價格戰來侵蝕華為、中興在國內和國外的份額。
曾被這位年輕人點名批評的王曉曄對本報記者說，已經看到了相關批評，但任何執法機關的做法都是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被指責瑕疵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因為有瑕疵就一直不執法，那《反壟斷法》什么時候才能實施？
“需要理解的是，中國執法機關的人手有限，案子卻非常多，這些人已經非常努力了。” 王曉曄說。
一位發改委反壟斷負責官員曾經私下感慨說，“我們就是開創的一代，也是過渡的一代。”
許昆林也在發布會上指出，現在3家執法機構加起來還不到100人，真正從事反壟斷工作的也許只有50人左右。應對現在這樣的工作任務，即使增加到500都不一定夠。
優秀的反壟斷律師目前也極為稀缺。由于長期執法案例偏少，大部分反壟斷律師都是半路出家轉行而來。一位在中國反壟斷領域頗有江湖地位的反壟斷律師在前往歐盟交流后發現，由于案值高，案件多，律師費高，在布魯塞爾，排名前三十的律師，90%的律師都是從事反壟斷領域的律師。
有律師向本報記者透露，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一家企業可能會找到幾家律所，為的就是搶占優秀資源，讓對方找不到律師。